CANTACT 联系我们

极简佛教史下

前边我用两讲的时间,帮你梳理了佛教在印度本土的发展脉络,这一讲我们看看佛教在中国的成长步伐。佛教分支纷繁复杂,因此我帮你拉出五个高光时刻,方便提纲挈领、抓住重点。
 
1. 佛教初入:三国东晋风起云涌
 
佛教到底从什么时间传入中国,史料给出了相当混乱的说法,大体来讲,这个时间很可能是在东汉。如果你搞不清东汉在历史时间轴上的位置,只要想想东汉末年发生了黄巾起义,然后就是我们熟悉的三国时代了。
 
传说在永平七年(公元64年),汉明帝做了一个奇怪的梦,梦到有一个头顶放光的金人从西方飞来。第二天他把这个梦讲给大臣们听,有一位博士说:“您梦到的是西方的神,名字叫佛。”汉明帝很高兴,于是派遣使者到印度求取佛法。三年之后,使者用白马载着佛经,还带着几位外国僧人,回到首都洛阳。
 
永平十一年(公元68年),汉明帝专门为僧人修建了一座住处,称为白马寺,这大概就是中国的第一座佛寺。僧人和助手们在白马寺里翻译佛经,译出的第一部经就是著名的《四十二章经》。如果你读过金庸小说《鹿鼎记》,一定对这部经书印象深刻。
 
东汉末年,天下大乱,乱世从来都会迎来宗教的繁荣。在军阀割据的夹缝里,有一位名叫笮(zé)融的豪强用铜铸造佛像,再用黄金给佛像涂身,又在佛像下边修筑了极其复杂宏伟的建筑群落,可以容纳三千多人。这座佛像,很可能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座佛像。汉献帝兴平二年(195年),笮融兵败被杀,佛像的下落不得而知,最有可能的结局是被融化铸钱或者铸成兵器。
 
到了三国时代的尾声,曹魏甘露五年(260年),有一名汉人依照佛教戒律正式出家为僧, 名字叫朱世行。汉人要突破儒家“身体发肤,受之父母”和“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”的传统,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所以佛教传入二百年,才终于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。不过,一旦有人开了头,后继者马上风起云涌。
 
从另一方面来看,中国人一开始就是以本土化的方式接受佛教的:
 
缺乏哲学精神的人把佛当成了神,相信祭祀这位外国神可以得到保佑,还相信佛教徒拥有神通法力;
普通百姓本着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精神,见神就拜,相信多拜一位神至少没有坏处;
而高级知识分子通常从老庄哲学来理解佛教的教义,尤其在三国之后的两晋年间,佛学和老庄哲学一起成为上流社会最喜爱的清谈主题。
 
佛学的形而上学色彩不但高于老庄哲学,更高于中国传统上的任何一种学说,所以格外投合高级知识分子的喜好。这样一来,在以儒学立国的古代中国,知识精英纷纷投靠到佛教阵营,佛教各种大部头经典才能不断被译介过来。
 
而随着译介作品增多,印度佛教里的百家争鸣也一起被译介过来了,这当然会催化中国佛教界的派系分裂。从此中国佛教不但要和本土的儒学、道教相抗衡,还要在内部争强斗勇。
 
东晋年间,佛教界兴起了一场争论,焦点是佛教僧侣该不该服从皇权,也就是僧团组织能不能实行宗教自治。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,但只要皇权足够强大,就必然不能容许宗教自治。正是这一点区别,使中国的宗教传统彻底不同于西方。我们理解东西方文化的差异,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枢纽。
 
2. 北朝灭佛:佛教的几次暂时挫折
 
南北朝时期,佛教在南方和北方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。南朝在长江以南,先后有宋、齐、梁、陈四朝。梁朝的梁武帝以阿育王为楷模,几乎倾尽了全国的政治力量来推行佛教,中国僧人严禁吃肉的戒律就是梁武帝定下来的。杜牧的名句“南朝四百八十寺,多少楼台烟雨中”,描绘的就是南朝佛寺遍地的场面。
 
而在长江以北,佛教的兴盛让那些满怀政治抱负的皇帝们感到忧虑,道理很简单:出家的人多了,服兵役的人就少了,捐给寺院的财物多了,国家的税收就少了。于是在太延四年(438年),北魏太武帝听信道教徒的意见,发动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场灭佛运动,勒令五十岁以下的僧人一律还俗服兵役,寺院财产一概没收,佛经、佛像一概焚毁。
 
一百多年后的建德三年(574),北周武帝发起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灭佛运动,消灭的对象不仅是佛教,也包括道教,毁掉了几万座寺庙和道观,强迫几百万出家人还俗。在宗教界遭遇灭顶之灾的同时,北周的国家财政和劳力、兵员得到了极大的加强。
 
我们看到这时候宗教和世俗的关系,不是彼此帮扶,而是此消彼长。宗教界既然吸纳了大量的人力物力,皇帝索性就把它连根拔起。
 
3. 玄奘取经:唐代佛教的繁荣复兴
 
唐朝虽然以道教为国教,但佛教的影响力也在猛涨,玄奘取经的大事件就是在初唐发生的。这个历史事件,你可能非常熟悉了。玄奘在中印佛教交流史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
 
在唐代,佛教形成了八大宗派,分别是天台(tāi)宗、法相宗、华严宗、禅宗、律宗、三论宗、净土宗和密宗,其中前三家被合称为“教下三家”,禅宗被称为“教外别传”,这四家最为盛行。
 
元和十四年(819年),唐宪宗从法门寺恭迎佛骨,把唐朝人的信佛热情推到空前高度。
 
儒家学者不甘心阵地失守,也看不惯举国疯狂的场面,于是,“唐宋八大家”之首的韩愈写下了那篇著名的《谏迎佛骨表》,结果严重触怒唐宪宗,被贬潮州。韩愈的诗歌名句“云横秦岭家何在,雪拥蓝关马不前”就是在这次被贬的途中写的。传说在“雪拥蓝关”的时候,韩愈的侄儿韩湘赶来送行,这位韩湘,就是道教“八仙”当中的韩湘子。
 
缺乏形而上学基础的道教名义上还是唐朝的国教,但在这个时候的影响力已经明显不如佛教了。而韩愈为了对抗佛教这种外来势力,不惜借用佛教概念,精心编织出儒家的“道统”谱系。后来朱熹远承韩愈,接过了捍卫道统的这面大旗,从此道统观念在儒家阵营里屹立不倒,这是后话。
 
唐武宗会昌年间,道教重新得宠,佛教接二连三地遭受打击。会昌初年,仅仅在唐宪宗迎佛骨的二十多年之后,唐武宗连番下令要求僧尼还俗。一开始的政策还稍微宽松一些,只让特定身份的僧尼还俗,对财产也只是做了限定,比如限定僧人只许留一名奴仆,尼姑只许留两名婢女。
 
但政策越来越严厉,终于酿成一场灭佛运动,毁掉成千上万的佛寺,逼迫二十多万僧尼还俗。在没收的寺院产业里,有良田几千万顷和奴婢十五万人。佛像销毁,用来铸钱,就连寺院里的钟都被销毁了,熔化之后打造农具。唐王朝用灭佛运动换来了一次国力提升。
 
至此,北魏太武帝、北周武帝和唐武宗先后发起了三次灭佛运动,史称“三武之厄”。唐武宗时代虽然有藩镇割据,但底子毕竟还是大一统王朝,所以灭佛的规模最大,不但彻底摧毁了佛教的经济支柱,还导致大量佛经失传。
 
大一统王朝的好处常常被重视,杀伤力却常常被忽视。结果在唐朝佛教的八大宗派里面,既不译经,也不太搞著述,更没有什么产业的禅宗南宗(也就是六祖慧能一系),反而更容易在逆境中存活下来。这就像六千五百万年的强烈天灾导致恐龙灭绝,但体型很小的哺乳动物反而幸存下来一样。
 
唐朝灭亡以后,中国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。北方的五代先后是后梁、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。后周的周世宗雄图大略,为了打江山,学习唐武宗搞了一次灭佛运动。这次灭佛和“三武之厄”一起,合称“三武一宗灭佛”。从此以后,大规模的灭佛运动终于不再有了。
 
而在周世宗灭佛的时候,南方的各个割据政权反而香火鼎盛,佛教各大宗派繁荣复兴,甚至还有新兴的宗派,比如从禅宗分化出来的法眼宗和云门宗,鼎盛一时。
 
4. 禅宗兴起:外来佛教的本土化转身
 
宋朝开国以后,宋真宗天禧五年(1021年)搞过一次全国僧、道人口普查,僧尼合计四十五万多人,男女道士合计两万多人,佛教的影响力显然已经远在道教之上。
 
北宋的亡国之君宋徽宗崇信道教,在宣和元年(1119年)搞过一场温和版的灭佛运动,给佛陀改了尊号,称为大觉金仙,其余的佛菩萨改称仙人、大士。今天我们还常常看到观音菩萨被称为观音大士,这就是来自当时的传统。宋徽宗的意思是把佛教整个纳入道教系统,但没等成功,金兵就已经兵临城下,把他和宋钦宗一起掳走了。
 
宋朝以禅宗最盛,慧能一系的南禅宗陆续分化出七大宗派,合称五家七宗,它们彼此之间不再有很尖锐的对立,只是风格不同而已。在北宋末年和南宋初年,南方民间流行起两个新兴的佛教宗派,白云宗和白莲教,传统佛教徒把它们和源自波斯的摩尼教一起称为“事魔邪党”,意思是侍奉魔鬼的邪教。
 
到了南宋,朱熹借用佛教的思想,为儒家打造出一套完整的形而上学系统,儒学才终于有了可以和佛教抗衡的能力。
 
朱熹能够成为圣人,就是因为这个缘故。
 
5. 元明清:维系边疆的精神力量
 
到了元朝,蒙古统治者是原始萨满教的信奉者,比较看重宗教的巫术一面,对信仰缺乏热情,这反而造就了宗教宽容政策,各种宗教在元朝版图上自由发展。于是,来自西藏地区的佛教密宗渐渐进入中原汉人的视野。还有一些新兴的教派,诸如头陀教、白莲香会等等,秘密期盼弥勒佛降临人间。
 
这些新兴教派其实是净土宗的分支。净土信仰大体可以分为弥陀净土和弥勒净土,弥勒净土又可以分为上生信仰和下生信仰,下生信仰每每成为民间反抗和叛乱的思想武器。
 
明清两代,佛教界对理论研究越来越没兴趣,这就很容易导致宗派的减少与合流。禅宗和净土宗在明朝成为并驾齐驱的两大佛教主流,到了清朝,禅宗向着净土宗融合,称为“禅净合一”,结果净土宗一支独大。
 
印度人的较真精神,终于被中国人不爱较真的本土特色彻底冲淡了。佛陀到底教人什么,大家不但越来越搞不清了,也无所谓能不能搞得清了。和为贵,是不是真的好呢?
 
另一方面,清政府大力鼓励蒙古人信仰藏传佛教,有效完成了对广袤边疆的统治。
 
佛教的传入使古代中国的信仰世界里形成了儒学、道教、佛教三足鼎立的结构,而这样的结构,成为我们的社会风俗与思维方式的母体,在潜移默化当中塑造出我们今天的样子。